黄克诚（1902--1986)，又名时楦，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人。出生贫苦农家，为还债，其父卖掉仅有的3亩水田。姐姐患病无钱医治，15岁便夭折。父辈们见黄克诚聪明机敏，决定从宗族祭田中房抽一石谷作学费送他读书。他特别喜欢《归去来兮》和《正气歌》，决心要做淡泊人生、忠诚正直的人。 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在校接触一些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思想发生深刻变化。1924年下半年，发起组织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其宗旨是联络互助，读书讨论，共同学习新思潮。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奉派至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半年，不但受到较系统的革命教育，而且学会做军事和政治工作。毕业后，被选送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的训练。即被分配到北伐军工作，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第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政治教官、政治指导员，随部队转战湘、鄂、赣、皖等地。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组织派黄克诚回湖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1月，回到永兴，便与中共永兴特支书记向大复取得联系。在一次特支扩大会上，黄克诚提出“发动党团员，壮大组织，发动群众，自制武器，伺机暴动”的意见，避免了轻率暴动的错误。 1928年元月，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发动宜章年关暴动后，宜章县挨户团百余人逃窜到永兴板梁，黄克诚与尹子韶等人乘机发动板梁暴动，消灭了宜章这支反动武装，成立永兴县工农革命武装，任党代表。2月9日，各路起义农军在朱德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永兴县城。10日，成立中共永兴县委和永兴县苏维埃政府，任县委委员。13日，永兴各路农军合编为赤色警卫团，任党代表兼参谋长，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安仁、资兴、桂东等县的武装暴动。 4月，率部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不久，该团改编为第二路游击队，黄克诚任司令，奉命重返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并任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后，部队失利，遭敌追捕，旋赴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0年2月，奉派至鄂南特委。4月，任红五军五纵队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参加攻打平江、修水、阳新的战斗。6月，红五军根据中央指示，扩编成红三军团，黄克诚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这时，中央一再催促红三军团攻打武汉，并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黄克诚冷静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应该吸取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教训，于是向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建议不要攻打武汉，意见被采纳。7月，红三军团改编，黄克诚任红八军第四师三团政治委员。10月，蒋介石调兵10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黄克诚随三军团于12月29日在龙岗歼灭敌张辉瓒部一万余人，生擒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 2000多件。红军乘胜反击，把敌军全部赶出中央苏区。1931年3月、7月，蒋介石先后调兵20万、30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第三次“围剿”。此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三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彭鳌一道，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作战方针，多次取得歼敌的重大胜利。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肃反、打“ AB ”团运动。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开列了第三师“ AB 团”分子名单。黄克诚意识到这种乱捕滥杀的肃反方针有问题，遂将列上名单的人送到山中躲藏起来，打仗时再叫他们下山参加战斗。肃反委员会发现这一情况后，将黄克诚抓了起来，欲将他打成“ AB 团”分子，后由于彭德怀的保护才避免杀身之祸，但被撤销师政治委员的职务。年底，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才被重新起用，调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黄克诚认为，此时攻打赣州是军事冒险行动，故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打赣州的计划，未被采纳。2月，赣州战役受挫。3月，红三军团在田村召开会议，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会后，一位领导同志找他个别谈话，他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批判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免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批判黄克诚的“右倾”错误。黄克诚仍不服，并拒绝检讨，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坚定地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故先后被撤销师政治委员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职务，调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兵50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黄克诚在由闽北西返途中，恳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并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克诚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洪超、张宗逊率部担任前卫，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抢渡湘江、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的战斗中屡建功勋。 1935年11月，又率四师参加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设在大西北奠定基础。到陕北后，先后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等职。参加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参加并指挥晋东南的反“九路围攻”战役，温沥、町店战役以及新四军黄桥作战，八滩五家桥反击战，埠宁、两滩等战役，开辟和创建冀鲁豫、豫皖苏和苏北根据地。在创建苏北根据地的5年中，其部共作战5000 余次，歼敌6.5万余人，使新四军第三师发展到7万人，开辟、建立拥有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800万人口的解放区。1945年4--6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见国民党继续发动内战，建议中央创建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23日，奉中央电令率新四军三师主力3.5万人，日夜兼程于11月25日到达辽宁锦州江家屯地区，完成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1946年1月底，新四军第三师与西满军区合并后，任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和西满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与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统一指挥，全力以赴建设西满根据地。此时，苏联红军奉命相继撤出东北。黄克诚审时度势，命令所属部队在友军配合下，先后攻占四平、长春和齐齐哈尔。 1947年3月，任西满分局代理书记。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对后勤系统进行整顿，提高工作效率，有力地保障了前线作战需要，其经验受到中央军委赞扬并在全军推广。 1948年4月，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领导冀、察、热、辽军民，医治战争创伤，支援东北战场南线作战，为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的全境解放作出重大贡献。辽沈战役结束后，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十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在黄克诚等人的领导下，接受工作顺利进行，社会秩序很快安定，工业、商业迅速恢复正常生产。毛泽东主席对天津接管经验，给予高度评价。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在湖南主政期间，精心领导支前、剿匪、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发展经济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等工作，使当时的湖南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1952年9月至1959年，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部队的改革、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他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并说有缺点不可怕，怕的是有缺点不敢讲，因而受到错误批判，被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总参谋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遭到迫害。逆境中，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保持坚定的信念，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77年12月，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定，为黄克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选黄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0年12月，在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黄克诚在年老体弱、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发表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评价。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 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前排右三）同部分领导干部在一起。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开发表这篇讲话。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他的讲话，澄清了是非，扫除了迷雾，对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为此，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写信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198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1989年11月，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当代中国33位军事家之一。